澳门金莎:前苏联血腥“大清洗”惊天内幕:一天枪决五百人

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着名的人物有E.L.皮达可夫,K.S.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L.P.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但在二十年代中期却是托洛斯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斯基断绝了关系,并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苏联“大清洗”,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至1939年间发动肃反运动,共逮捕了120万名苏共党员,占当时苏共党员总数的一半。

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秘密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他们协助斯大林,制造了大清洗中的一桩桩冤案。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雅戈达对找到的所谓托洛茨基在苏国内反党集团的联络人许诺:只要他们听话,他将保证他们性命无忧,而且承认这些指控正是为了党的利益。果然,这招很奏效,在审判格里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时,三人为了保全性命,非常配合,分别在法庭上对其余被告做出了托派分子的指控。其中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格里茨曼还按照预先拟定好的供词,承认1932年他利用公出之便,曾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家叫作“布里斯托尔”的旅馆大厅里见过面,并在谢多夫带领下“当面”接受托洛茨基除掉斯大林的指示。然后法庭根据三人供认的“罪证”判处其死刑。

1937年6月12日苏联报纸公布一则消息,说揭露了一起军事阴谋,罪犯组织反苏军事中心,充当德国间谍,其策划者被处决。涉及此案有助理国防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鲍列维奇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几天后,这些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斯大林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

一场精心策划的审判

斯大林相信,只要找准对手的“缺陷”,就不怕对手不屈服。在1935年苏联政府就颁布了一部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律条文,其中规定:12岁以上儿童对于所犯各种罪行,应负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看来,斯大林已找到了对付加米涅夫的“死穴”。

澳门金莎:前苏联血腥“大清洗”惊天内幕:一天枪决五百人。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报告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最惊人的透露是,在1934年号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多数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为让被告招供,内务部还会“因人而异,对症下药”。赖因霍尔德因为与加米涅夫等人有私交,因而要他承认参与后者组织的阴谋活动。因为赖氏很“抗打”,于是审讯他的莫尔恰诺夫便伪造了一份盖有内务部鲜红大印的特别会议决定,上面写着鉴于赖氏的罪行,决定将其枪毙,家属流放西伯利亚。然后莫以老朋友的身份劝他向叶若夫写一份赦免申请,以免家属受牵连,赖氏信以为真,便写了一份申请交了上去。他很快得到回复,叶若夫同意赦免他及他的家属,不过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帮助党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罪行。赖氏为保险起见,提出若有一位党中央代表当面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行,只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做出这样的招供。不久,叶若夫便来到狱中,以党中央书记的身份向他保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证明对党的无限忠诚。有了这个保证,赖氏便一反常态,对揭露托—季集团变得空前热心。他不但供认了自己是托季联盟的一分子,而且供出了从加米涅夫到列宁逝世后曾担任过苏联政府首脑的李可夫以及原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以及托姆斯基等一大串大人物,他说这些人都是托季反党联盟的成员。其供词经斯大林审阅后,稍做增删,就发回内务部,随即便成为大审判和进一步抓捕的重要证词。

“大清洗”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它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

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类历史最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丧失,使不久后的苏联卫国战争深受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揭露出来的材料证明,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所谓“叛国罪行”是纳粹德国蓄意制造的一起假案,而苏联在肃反运动中轻信了虚假情报,酿成了一个大错案。1956年以后,苏联当局为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人恢复了名誉。

1937年6月,斯大林命令抓捕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7位高级将领。仅仅五天之后,军事法庭就开庭进行了秘密审判。审判的时间很短,当晚九点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7名高级将领就被处决。9天后,又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又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领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

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亲自领导了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卡车在半路发生了车祸,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医疗鉴定书上认为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

斯大林亲自审讯的结论是,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因为季诺维也夫长期在列宁格勒工作,正是在基洛夫的领导下彻底肃清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影响。所以季便怀恨在心,策划了这场刺杀。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大清洗”时期的苏联,无疑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作家爱伦堡在其著作《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就描述了在这种恐怖时期所形成的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场景:“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所以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

因为当初这起案件的知情者均被处死,所以有关基洛夫案件的真相仍是迷雾重重,但这个案件无疑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一份拟定名单上的人很快被一一逮捕。其后,斯大林及其内务部的帮凶雅戈达、叶若夫等又进一步扩大,炮制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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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它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

苏联着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大清洗”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它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作为苏共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基洛夫是苏联最有水平的领导人之一,与斯大林的独断专制作风不同,他知人善任、作风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列宁格勒成了全苏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地方。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基洛夫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国内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了。

他们认为一旦将格里茨曼等人枪毙,就会死无对证,人们也就无法戳穿他们的谎言了。但是这些谎言编造得实在不算高明,就在格里茨曼被枪毙一周后,丹麦的一家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报道,布里斯托尔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所以1932年格里茨曼与托洛茨基之子的所谓见面纯属虚构。这一消息立即被世界各地的报纸所转载,对于这些“境外敌对势力”,斯大林政府只好装聋作哑,不再提此事。

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秘密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他们协助斯大林,制造了大清洗中的一桩桩冤案。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他们自己了。斯大林指挥内务人民委员会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说成是人民敌人,是阴谋集团的成员。限期十天内可以使用酷刑强迫被告屈招,没有上诉。

在“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名联共中央委员,其中枪决了89名;在1966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名神秘地“消失”了。这些仅仅是苏共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之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这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

“大清洗”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它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

沃伦斯基被惊醒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他听到汽车马达声,接着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沃伦斯基心脏病突发,死了。

如果要编写一部人类忏魂录,苏联肃反运动应该占有一页。这场运动虽然发生在苏联,但可以说是一场人类的灾难。当个人崇拜开始统治人类的理性头脑的时候,原来人类的境况会变得如此恐怖,成千上万的人会因为这种崇拜而丧失生命和希望。这场运动整整持续了4年,本文将为读者详细介绍这场惨剧的始末。

但是,斯大林的这场清洗运动已经成为让世界为之震惊的一场悲剧。据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文介绍,出席联共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绝大多数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即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至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惨遭清洗。所以有人说:“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亲自审讯的结论是,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因为季诺维也夫长期在列宁格勒工作,正是在基洛夫的领导下彻底肃清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影响。所以季便怀恨在心,策划了这场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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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划恐怖行动,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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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共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基洛夫是苏联最有水平的领导人之一,与斯大林的独断专制作风不同,他知人善任、作风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列宁格勒成了全苏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地方。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基洛夫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国内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了。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基洛夫在党内受欢迎的程度,十七大上,按规定对总书记斯大林的鼓掌可达十分钟,其他政治局委员则不能超过两分钟。可是在基洛夫讲话结束时,台下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也长达十分钟。现有资料表明,在十七大召开期间,大会的许多代表,尤其是知道列宁遗嘱的那部分老干部曾在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家里举行秘密集会,参加者有舍博尔达耶夫、基洛夫、埃赫、米高扬、柯秀尔、彼德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商议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了。这些事情后来都被斯大林知道了。在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等额选举中,基洛夫得票最多,只缺少3票,而斯大林得票最少,缺了270
票。选举委员会主席扎通斯基将情况告诉卡冈诺维奇。后者说,必须让斯大林比基洛夫多得一票。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得知后命令将反对他的选票销毁。最后,扎通斯基向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

在苏共十七大闭幕后,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当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韦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当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韦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凶手尼古拉耶夫当场被捕。他曾因行刺被捕,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

要同样在内务部的奥利别尔格充当这个反面角色并对其他人检举揭发,叶若夫向他解释: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才选他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在即将开庭的审判中,揭露托洛茨基为反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同时,奥利别尔格还被告知,无论法庭给他判什么刑,他都将被释放,然后到远东地区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奥利别尔格在内务部认为有用的全部“审讯笔录”上签了名。他甚至签字承认:奥利别尔格,是由谢多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到苏联来组织谋杀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他已与苏国内的许多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他们计划在“五一”游行时,当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用手枪或者是炸弹杀死他。为了使一切听起来更像是真的,叶若夫等人还给他准备了一对化学家兄弟。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制造刺杀斯大林的炸弹。

马洛夫急忙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车到目的地时,已是子夜一点。马洛夫这次很小心,车近天文学家楼下时,熄火灭灯,上楼也尽量放轻脚步。谁知刚上楼,就听见“啪”的一声,夜空中一个黑影纵身飞向窗外,从五楼重重摔到楼下……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变成为一个重要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叶若夫接管内务人民委员会后,它的机构扩大了人员编制。在1936年8月1日-24日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30日所谓反对托派中心”案之后。斯大林于1937年2、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这些仅仅在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数字。此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

当然,这只是插曲,绝不会使斯大林放慢审判的脚步,他觉得仅有格里茨曼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的供词,要把它办成“铁案”还不够,他们又挖出了三个“阴谋组织成员”,分别是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其中,奥利别尔格是内务部密探,赖因霍尔德是苏棉纺工业总会管理局局长,皮克尔曾主持过季诺维也夫秘书处的工作,被捕时是莫斯科室内剧院院长。

因为当初这起案件的知情者均被处死,所以有关基洛夫案件的真相仍是迷雾重重,但这个案件无疑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一份拟定名单上的人很快被一一逮捕。其后,斯大林及其内务部的帮凶雅戈达、叶若夫等又进一步扩大,炮制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

由于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领袖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制之上,在这次肃反运动中,许多人无辜遭到迫害。据估计,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这次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

斯大林的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后,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

大清洗严重破坏民主法治,斯大林为了蒙惑世人,对“托—季集团”却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出现。为显示案件的公正性,还邀请了西方国家的记者出席。当然,斯大林与其内务部的人员为策划和导演这场审判,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同样,另一名证人皮克尔也在软硬兼施下承认了“罪行”。其后,雅戈达等人又从各地挑选了一批“被告”来完善这些证词。接下来就是要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认罪了。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联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

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但直到最后,他还在法庭上表白自己的忠诚:“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入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在苏共十七大闭幕后,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当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韦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

他们认为一旦将格里茨曼等人枪毙,就会死无对证,人们也就无法戳穿他们的谎言了。但是这些谎言编造得实在不算高明,就在格里茨曼被枪毙一周后,丹麦的一家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报道,布里斯托尔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所以1932年格里茨曼与托洛茨基之子的所谓见面纯属虚构。这一消息立即被世界各地的报纸所转载,对于这些“境外敌对势力”,斯大林政府只好装聋作哑,不再提此事。

1937年2月23日,联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斯大林亲自审讯的结论是,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因为季诺维也夫长期在列宁格勒工作,正是在基洛夫的领导下彻底肃清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影响。所以季诺维也夫便怀恨在心,策划了这场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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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于1936年8月19日开始,历时四天,每一个被告在出庭前都已被告知游戏规则:在庭审时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这些话应该怎么说等等,他们所扮演的只是提线木偶的角色。在法庭上,经过多次排演的被告们在维辛斯基的提示下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罪状全盘承认了。尤其是一班假被告表演得尤其卖力。无论哪个被告人的陈诉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他们就会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恶狠狠地咬住对方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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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3名遭镇压。被枪杀的红军将领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在莫斯科河边有一幢苏联时期的“高干楼”,外墙上嵌有许多名人的头像和名字,标明他们在这里居住过。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住在这里的90%的干部被抓走、杀害,他们的家属也遭到牵连。现在人们把这座“高干楼”叫作“黑暗公寓”,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标志。

大清洗的导火索

依据这个“特别程序”,审判开始了。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审判的几十个和基洛夫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会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根据法庭证词,雅戈达的主要罪行是直接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在法庭上,他还最后一次恪尽职守地为领袖尽忠,检举揭发了包括斯大林私人卫队队长保克尔在内的大量“同党”。在他对别人执行过无数次死刑的内务部地下室,雅戈达被别人用同样的方式开枪打死了。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雅戈达对找到的所谓托洛茨基在苏国内反党集团的联络人许诺:只要他们听话,他将保证他们性命无忧,而且承认这些指控正是为了党的利益。果然,这招很奏效,在审判格里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时,三人为了保全性命,非常配合,分别在法庭上对其余被告做出了托派分子的指控。其中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格里茨曼还按照预先拟定好的供词,承认1932年他利用公出之便,曾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家叫作“布里斯托尔”的旅馆大厅里见过面,并在谢多夫带领下“当面”接受托洛茨基除掉斯大林的指示。然后法庭根据三人供认的“罪证”判处其死刑。

加米涅夫的“缺陷”是舐犊情深,两个儿子一个在空军服役,另一个正在读中学,都已年满12岁。负责与加米涅夫谈话的内务部人员奉斯大林之命告诉加米涅夫说,如果他不认罪,他们就将把他的儿子也扯进“托—季恐怖中心”去,他告诉加米涅夫,赖因霍尔德已供认,加米涅夫的儿子曾和他的儿子在某公路上追踪过苏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的汽车,准备杀害他们。当加米涅夫看到赖氏的供词后,不知是因为恐怖,还是因为愤怒,竟然浑身发抖。而针对另一位老革命家季诺维也夫,瓦解他心理防线的则是党的最高利益。莫洛托夫曾劝告他:“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这样,不堪肉体和心理折磨的季诺维也夫终于提出与加米涅夫作一次单独的会面,之后两人均决定同意出庭,但条件是斯大林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而斯大林也同意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们直接对话。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项审判称之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被告中着名的人物有G.E.季诺维也夫,L.B.加米涅夫。这项审讯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作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数据要大得多,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至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凶手尼古拉耶夫当场被捕。他曾因行刺被捕,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他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目前都不清楚。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追随者,是苏联的缔造者和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家,要让他们低头认罪并非易事。

“基洛夫之死”被认为是大清洗的导火索。谢米·基洛夫喜欢在斯美尔尼宫中散步。尼古拉耶夫仔细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线,企图靠近基洛夫却被警卫人员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处开口地方,可以不打开皮包就能抽出手枪,上了子弹的手枪就放在此处,里面还装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线图。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审问他的是委员会助理负责人扎波罗热沃,但不久之后奉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之令释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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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亲自领导了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卡车在半路发生了车祸,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医疗鉴定书上认为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

对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莫斯科共举行了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除了这一次外,第二次在1937年1月,受审判的“阴谋集团”是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被处死。第三次在1938年3月,受审判的“阴谋集团”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

当然,这只是插曲,绝不会使斯大林放慢审判的脚步,他觉得仅有格里茨曼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的供词,要把它办成“铁案”还不够,他们又挖出了三个“阴谋组织成员”,分别是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其中,奥利别尔格是内务部密探,赖因霍尔德是苏棉纺工业总会管理局局长,皮克尔曾主持过季诺维也夫秘书处的工作,被捕时是莫斯科室内剧院院长。

1936年是肃反运动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180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26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

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这场带有斯大林烙印的大清洗给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深重灾难。2007年10月30日,作为对苏联“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遇难者。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集体处决了562人。普京说:“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大清洗时期的苏联,无疑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作家爱伦堡在其着作《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就描述了在这种恐怖时期所形成的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场景:“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
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所以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着名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
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苏联“大清洗”时期,不仅在政治人文领域,就是科技工作者也未能逃脱厄运,世界闻名的育种学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等等均被处死,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贴·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也都被逮捕。

内务部在当时各部委中是最有权力的部门,他们不但拥有人数众多的秘密警察,甚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他们比任何人都熟悉各部门和各个重要领导人的情况,雅戈达是斯大林在清洗运动中的最大帮凶,掌握着许多别人闻所未闻的秘密。对于这样的“定时炸弹”,斯大林当然不会对他有所怜悯,在1938年的第三次审判中,他也登上了斯大林的被告席。根据法庭证词,雅戈达的主要罪行是直接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在法庭上,他还最后一次恪尽职守地为领袖尽忠,检举揭发了包括斯大林私人卫队队长保克尔在内的大量“同党”。在他对别人执行过无数次死刑的内务部地下室,雅戈达被别人用同样的方式开枪打死了。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但直到最后,他还在法庭上表白自己的忠诚:“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入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1938年末,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肃反运动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大规模的捕杀浪潮总算逐渐平息下来,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在第二年的第十八次党代会上,斯大林终于承认,在大清洗运动中,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肃反运动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作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肃反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2007年10月30日,作为对苏联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遇难者。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集体处决了562人。普京说:“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这三次大审判,斯大林把当年的老战友都分别以“间谍”、“杀人犯”、“破坏分子”、“孟什维克”、“托派分子”等罪名枪决。托洛茨基由于在1929年已被驱逐出境,因此缺席审判,但斯大林没有放过他,后来派出刺客前往墨西哥,将托洛茨基暗杀。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因为当初这起案件的知情者均被处死,所以有关基洛夫案件的真相仍是迷雾重重,但这个案件无疑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一份拟定名单上的人很快被一一逮捕。其后,斯大林及其内务部的帮凶雅戈达、叶若夫等又进一步扩大,炮制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

8月22日上午,即开庭的第4天,被告们都做了“最后陈述”。他们怀着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迫害的希望,在法庭上进行着自我诋毁,唯恐让斯大林不满意而成为其撕毁许诺的理由。8月24日凌晨2点30分,经过7个小时会议的审判庭成员重新出现在审判席上。被告们面容呆板地听着审判长乌尔里希宣读判决书,虽然他们清楚地听到乌尔里希在一一数落了他们的罪行后宣布将他们全部判处死刑。但是直到此刻,他们还不相信自己真的会被处决,他们还在幻想着斯大林会兑现给他们的许诺。据说,生病的季诺维也夫是被抬到刑场的。就在临处决前的一瞬间,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发出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后,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也先后被处决……

1936年-1938年间,苏联除四个大的审判案外,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冤杀和错杀了许多人,铸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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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列宁时代,就有人批评“契卡”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到了大清洗时期,内务部又摸索出一套获取犯人“配合”的经验,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通过这些冤案,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但得到的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胚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和……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而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运动开始

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秘密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他们协助斯大林,制造了大清洗中的一桩桩冤案。

这些仅仅在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数字。此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数据要大得多,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35800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万人。这里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苏联内务部在当时各部委中是最有权力的部门,他们不但拥有人数众多的秘密警察,甚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他们比任何人都熟悉各部门和各个重要领导人的情况,雅戈达是斯大林在清洗运动中的最大帮凶,掌握着许多别人闻所未闻的秘密。对于这样的“定时炸弹”,斯大林当然不会对他有所怜悯,在1938年的第三次审判中,他也走上了斯大林的被告席。

为“革命事业”,请当众自我诋毁

“大清洗”

这三次大审判,斯大林把当年的老战友都分别以“间谍”、“杀人犯”、“破坏分子”、“孟什维克”、“托派分子”等罪名枪决。托洛茨基由于在1929年已被驱逐出境,因此缺席审判,但斯大林没有放过他,后来派出刺客前往墨西哥,将托洛茨基暗杀。

大清洗时期,不仅在人文领域,就是科技工作者也未能逃脱厄运,世界闻名的育种学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着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等等均被处死,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贴?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也都被逮捕。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大清洗”严重破坏民主法治,斯大林为了蒙惑世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却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出现。为显示案件的公正性,还邀请了西方国家的记者出席。当然,斯大林与其内务部的人员为策划和导演这场审判,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3名遭镇压。被枪杀的红军将领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三次要案的公开审判:

在会面时,斯大林提醒他们:“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第二,既然你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你们,那么在你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做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你们呢?第三,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的“真诚”打动,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因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两人就将出庭,斯大林都满口答应下来。

当天,斯大林等领导人赶到出事地点,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处决了104名白卫恐怖分子。半个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

斯大林精心导演的审判取得了成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而美国中情局直到20年后的50年代,仍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者是服用特殊毒品、药物、加催眠术的复合办法。一度投入资金进行研究,试图破解所用的药剂。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布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大清洗严重破坏民主法治,斯大林为了蒙惑世人,对“托—季集团”却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出现。为显示案件的公正性,还邀请了西方国家的记者出席。当然,斯大林与其内务部的人员为策划和导演这场审判,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基洛夫案件发生后,1935年1月18日,联共中央就基洛夫暗杀案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信。信中说:“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泰然自若,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它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他们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根据这一信件的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开展“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许多人承认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敌对分子’有联系”,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对派分子。在这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所有党证进行了一次审查。

(参考资料:徐天新:《苏联30年代大清洗》;豫章:《大清洗》;凤凰网:《苏联大清洗70周年祭》;黄章晋:《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雷颐:《沉重的记忆》等)

从这个案件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都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整个事件的进行,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这次谋杀,但他都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在莫斯科河边有一幢苏联时期的“高干楼”,外墙上嵌有许多名人的头像和名字,
标明他们在这里居住过。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住在这里的90%的干部被抓走、杀害,他们的家属也遭到牵连。现在人们把这座“高干楼”叫作“黑暗公寓”,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标志。

清洗行动

下面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大清洗造成的恐惧和对科学家残害的程度。

党内清洗

nbsp;nbsp;nbsp; “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罪证。”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武装力量向部队提出了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关系的人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一场精心策划的审判

1934年12月1日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的一个照常工作日,但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美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了。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鲜血从伤口向外冒。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项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

几经周折后,马洛夫终于在深夜两点打听清楚星座的名称。他足足用了五个小时,死了两个人。马洛夫自知罪责难逃,已做好了自尽的准备,但当他接通电话时,斯大林已经休息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昨晚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陪斯大林在花园夜宴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议。斯大林就说,这事容易,打电话问天文馆。

1936年7月29日,联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中,再二次号召各级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信中说:“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挑拨离间分子、破坏分子、白匪、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据德国间谍制造的情报“透露”,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准备投奔德国。斯大林正准备对军队下手,于是对情报不加分析,便于1937年6月抓捕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位高级将领。仅仅五天之后,军事法庭就开庭进行了秘密审判。审判的时间很短,当晚九点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就被处决。9天后,又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又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领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

更令人奇怪的是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交去接受审讯时,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在沃伊诺夫大街,当汽车驶过仓库的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人员突然转换一下方向盘,使汽车朝一座房屋冲去。司机抓回方向盘矫正了汽车方向,汽车的侧面碰到房屋墙上,避免车祸发生。但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已被人用铁棒打死了。当时医生作了假鉴定,指鲍利索夫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铁棒打在头上致死的。

作为苏共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基洛夫是苏联最有水平的领导人之一,与斯大林的独断专制作风不同,他知人善任、作风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列宁格勒成了全苏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地方。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基洛夫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国内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了。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基洛夫在党内受欢迎的程度,十七大上,按规定对总书记斯大林的鼓掌可达十分钟,其他政治局委员则不能超过两分钟。可是在基洛夫讲话结束时,台下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也长达十分钟。现有资料表明,在十七大召开期间,大会的许多代表,尤其是知道列宁遗嘱的那部分老干部曾在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家里举行秘密集会,参加者有舍博尔达耶夫、基洛夫、埃赫、米高扬、柯秀尔、彼德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商议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了。这些事情后来都被斯大林知道了。在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等额选举中,基洛夫得票最多,只缺少3票,而斯大林得票最少,缺了270
票。选举委员会主席扎通斯基将情况告诉卡冈诺维奇。后者说,必须让斯大林比基洛夫多得一票。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得知后命令将反对他的选票销毁。最后,扎通斯基向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2.08万人,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澳门金莎,事情原来就是因为斯大林随便的一句话。

在1935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了雅哥达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前一天,斯大林与日丹诺夫曾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我们认为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斯大林又多一个更凶残阴险的刽子手。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涵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字眼。大规模的镇压与恐怖很快降临在苏共与人民头上。

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可谓惊人。据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文介绍,出席联共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所以有人说:“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为让被告招供,内务部还会“因人而异,对症下药”。赖因霍尔德因为与加米涅夫等人有私交,因而要他承认参与后者组织的阴谋活动。因为赖氏很“抗打”,于是审讯他的莫尔恰诺夫便伪造了一份盖有内务部鲜红大印的特别会议决定,上面写着鉴于赖氏的罪行,决定将其枪毙,家属流放西伯利亚。然后莫以老朋友的身份劝他向叶若夫写一份赦免申请,以免家属受牵连,赖氏信以为真,便写了一份申请交了上去。他很快得到回复,叶若夫同意赦免他及他的家属,不过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帮助党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罪行。赖氏为保险起见,提出若有一位党中央代表当面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行,只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做出这样的招供。不久,叶若夫便来到狱中,以党中央书记的身份向他保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证明对党的无限忠诚。有了这个保证,赖氏便一反常态,对揭露托—季集团变得空前热心。他不但供认了自己是托季联盟的一分子,而且供出了从加米涅夫到列宁逝世后曾担任过苏联政府首脑的李可夫以及原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以及托姆斯基等一大串大人物,他说这些人都是托季反党联盟的成员。其供词经斯大林审阅后,稍做增删,就发回内务部,随即便成为大审判和进一步抓捕的重要证词。

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亚哥达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毫无根据地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斯大林的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后,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

在这次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处决57人;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到迫害。

凶手尼古拉耶夫当场被捕。他曾因行刺被捕,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他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目前都不清楚。

与此同时,苏联全国各劳动营接收了255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运动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256.1万人,创最高记录。

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1937—1938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日本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竟指挥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始清洗军队中红军的优秀干部,在这两年中有几万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害了。

我将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去死

1939年3月,联共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他又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

一天夜里九点,苏联国家天文馆接到一个来自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要求迅速查明一个星座的名称。可是,当天的值班员里亚奇却不懂天文,他只不过是一个铁路工人,被临时抽调到天文馆工作的。里亚奇赶紧给馆长马洛夫打电话。马洛夫也不懂天文,他是内务部的一名军官。一个月前,原馆长和几名天文学家被“清洗”了,他刚调到天文馆任馆长。他赶忙亲自驱车去找一个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他的好友和同事沃伦斯基。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

斯大林在莫斯科共举行了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
除了这一次外,第二次在1937年1月,
受审判的“阴谋集团”是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被处死。第三次在1938年3月,受审判的“阴谋集团”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亲自领导了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卡车在半路发生了车祸,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医疗鉴定书上认为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

从1922年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数字是326818人。1939年骤降到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支持斯大林清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对于不断冒出来的阶级敌人,当然就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大清洗中,那些众多被无辜指控的革命斗士和革命领袖,居然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一直在进行叛党叛国的活动。这不禁让人想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曾提到的着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难怪有人说,在搞迫害方面,斯大林的确是个天才,正是他导演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多幕骗局。而内务部更是罗织罪名的高手,贝利亚曾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公开审判

人人自危的恐怖年代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苏联全国各劳动营的自然死亡人数为96.21万人。1937年死亡2.5万人,1938年死亡9.5万人,1939年死亡5.5万人,1940年死亡4.67万人,1942年猛增到24.89万人。

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这场带有斯大林烙印的大清洗给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007年10月30日,作为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遇难者。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普京说:“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大清洗”运动的沉重打击,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是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

要同样在内务部的奥利别尔格充当这个反面角色并对其他人检举揭发,叶若夫向他解释: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才选他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在即将开庭的审判中,揭露托洛茨基为反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同时,奥利别尔格还被告知,无论法庭给他判什么刑,他都将被释放,然后到远东地区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奥利别尔格在内务部认为有用的全部“审讯笔录”上签了名。他甚至签字承认:奥利别尔格,是由谢多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到苏联来组织谋杀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他已与苏国内的许多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他们计划在“五一”游行时,当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用手枪或者是炸弹杀死他。为了使一切听起来更像是真的,叶若夫等人还给他准备了一对化学家兄弟。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制造刺杀斯大林的炸弹。

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释放了334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释放了60万人,其中17.5万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350.5万人和15.52万人之间。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到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有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日本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

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说,1940年,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8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1000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苏联全国各劳动营在营人数为17500人,1933年达到33.4万人。1937年达到119.6万人,1940年达到166万人。1941年达到了230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国内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这引起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人民委员会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党证相威胁。最后尼古拉耶夫带着武器潜入斯美尔尼宫,在基洛夫要通过那条走廊时向他开枪,惨案就发生了。

l月18日,苏联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例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者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死活。

根据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的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给予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班干部都被捕了。国内战争时期最优秀最出色,最着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清洗了。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运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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